江南app浦东新区沪东新村最早建于1953年，因沪东造船厂为职工建造的住宅而得名，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建设的第一批工人新村之一。经历上世纪5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三个集中建设期，如今的沪东新村街道（以下简称“沪东”）历时70余载已成为颇具代表性的以工人新村为主的高密度社区江南app。这类社区中沿路界面多为老旧小区、单位围墙和沿街商铺等，可供居民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场所较少，呈现出“公共性”不足的特征。
2020-2023年，设计团队在沪东“博兴路-柳埠路”沿线开展渐进式系列更新实验，建立“空间原型设定–空间模式建立–要素特征设定–空间意象转译/环境响应–公共生活有机嵌入”的设计手法，为社区沿街界面的有机更新探索一条自下而上的实践方法和路径。
沪东新村的系列更新起点是设计团队于2020年5月在向东新村创作的社区之家“向东暖亭”[1]。在建筑面积仅70平方米的有限建筑空间里，通过创新的结构设计为使用者争取了更大、更完整的空间体验，成为尺度宜人、亲切温暖的公共生活空间。
至2023年，设计团队又陆续完成了博兴路游廊、博三树屋、博三折门、博一折门、博一花房、博一橘园、博兴路望台、柳埠路游廊共8处小微空间的设计。由于这些项目源于不同部门的工作项目包、不同年份的工作计划（见 下表），整个更新过程历时缓慢江南app，但同时也为实验式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实地调研、公众参与、试错纠错的机会。
在初期研究这些更新点位时，设计团队发现，所有点位大多散点分布于博兴路与柳埠路沿线个相近点位之间步行距离大约3-5分钟。这种间距和密度成为在公共空间界面中嵌入一系列公共服务、提供公共场所的契机。经与沪东新村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研究商议，自2020年下半年起，设计团队采用“系列更新”方式、以整体提升社区公共界面的视角，摸索更新模式和工作方式。
从博兴路、柳埠路沿线现状看，街道空间除了人行道以外，几乎没有更多的公共开放空间。因此，每个更新点位都应该是一个提供社区公共生活的机会。在满足具体功能需求（社区活动室、社区食堂、小区门卫、24小时社区事务受理等功能）的同时，每个点位在空间上的“虚实关系”设立就成为了整个系列更新设计的基础。“实空间”提供公共服务，“虚空间”引导户外交往，在“虚实空间”原型基础上，设计根据具体点位的环境特性、使用功能、活动需求、治理需求等综合分析，通过“并列、叠加、变形”等方法，将“原型”演化为每个具体点位的“空间模式”，从而逐步构建博兴路-柳埠路沿线的公共界面空间秩序。
① 以融入社区基础风貌而不追求设计的自我表现为目标，用简洁的设计语言和低成本、易实施、去装饰的建造方式进行空间更新；
② 基于使用者体验，将每个“虚空间”设计为有覆盖的灰空间或有明确边界围合的“正空间”[2]“阴角空间”[3]，并加强“虚空间”活动与“实空间”内部功能的互动；
③ 在建筑的公共界面及开放空间中尽可能多的设置座椅设施，形成融入整体空间关系的惬意的“座席景观”[4]，以此鼓励较长时间的开放使用；
④ 尽可能在各更新点位中植入便于管养的乔灌木，以更绿色生态的环境营造空间；
⑤ 在“实空间”中更多使用玻璃等具有视觉“透明性”的材料，让室内的活动或服务成为有趣的街景，吸引居民参与；
本次系列更新以“空间模式建立+特征要素设定”作为实验性工作方法的第一阶段，希望以此建立满足空间需求、符合在地特征的“隐藏的秩序”[5]，而不以强调设计的自我表现或武断地改变社区面貌为目标。
从“空间模式”落实到具体点位设计，存在三种不同的场地现状条件，需要采用响应环境不同的转译方法。
第一类是占地极小的项目，设计以释放空间潜能为主要目标。如向东暖亭、博三折门、博一折门、博一花房等点位，占地分别为50㎡、18㎡、22㎡和30㎡。在向东暖亭中，设计将“亭”的上实下虚的空间意象转译为“叠加”，并将公共客厅、公共洗衣房、共享游戏空间等功能布置在全开放的“虚空间”中江南app。在博一折门、博三折门的小区入口设计中，以“正在打开的门”的空间意象“变形”，将安保管理、信息发布、街头休息、爱心互助、微型消防站等功能融合在一起，将传统意义的门卫空间提升为小区居民接受社区服务的第一站。而在博一花房点位中，设计强化了社区活动室面向社区花园的开放性，营造花房的美好意象。
第二类的博兴路游廊、柳埠路游廊都是对拆违后沿街封闭空间的改造，通过更新为社区提供更多室内外公共空间。以博兴路游廊为例，设计在拆违空间中植入社区食堂、共享阅读室、社区志愿者之家、社工休息活动室等服务功能，并将超50%的占地用于公共或半公共的景观空间（其中近一半恢复为东侧相邻学生公寓的绿地空间）。同时，基于沿街长80米、进深5米的用地特征，以空间原型在博兴路街头“并列”或”折叠“，实现“游廊”的空间意象。
第三类的博三树屋、博一橘园项目在更新设计上都采取了与现状社区绿化结合的策略。博三树屋设计中不仅将现状白玉兰树保留下来，并将此树作为最重要的环境要素融入空间中，以树与屋有机结合的方式凝结小区居民共同记忆。博一橘园的环境响应则更具社会意义，充分利用早前居民在角落中密植的30余株橘树优化场地布局，延续环境精神意向。正是基于对于不同现状条件的特征认知与类型分析，此次微更新将公共空间意象与社区建成环境达成可更好的融汇共生。
以沪东博兴路-柳埠路公共界面的围墙为例，由于沿线各单位和小区建设年代不同，围墙也样式各异，现在看来虽不算优美，但在当时都经过仔细设计与用心建造，且历经时间积淀，从社区整体视角看呈现出属于沪东的朴素和真实，构成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底图”。
“沪东实验”不仅关注部分封闭界面的有效打开、社区公益职能与公共服务内容的植入、相邻杂乱空间的梳理，更关注各更新点位“嵌入”日常生活的方式。在各点位的建筑、景观、小品、标识等公共空间要素设计上，采用更朴素简洁的、“去个体表现”的方式，将温暖、生动的公共生活与新旧风貌进行有机的编织与连结，织补并完善社区日常生活图景，实现在地“场所精神”[6]的延续与发展。
在3年多的更新过程中，各点位的设计和实施一方面要接受绿容、房管多个主管部门的专业指导，另一方面也不断主动对接规划、路政等相关部门以及产权单位的实施管理要求，设计团队与街道始终坚持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整体工作思维，从社区规划的全局视角出发开展工作。
沪东是高度建成地区，可挖潜的系统性开放空间资源有限。“沪东实验”系列更新，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在“无法规划”的现状空间中寻找内在的关联和隐藏的秩序，建立“空间原型设定–空间模式建立–要素特征设定–空间意象转译/环境响应–公共生活有机嵌入”的设计手法，将散布的点位融入整体社区风貌，成为“凝聚的缝合线]。
在更趋精细化的社区更新工作要求下，“自上而下的精英规划难以解决所有存在问题”[8]，“沪东实验”中全过程的社区居民参与是自下而上生活圈打造的重要内容。各更新点位的方案均开展了多轮意见征询，充分考虑居民的需求和意见，不断完善设计。以博三树屋为例，方案征询中因为小区75号楼的一位居民的“反对”意见而展开重新设计，并在多次点对点沟通后，组织了新一轮小区居民代表（扩大）听证会、75号楼全体居民签字认可等民主程序确定方案。这个磋商过程以“权力委任”[9]的方式将决策权让渡给居民，让居民“实质性参与”社区更新。而在博一橘园的更新中，小区的一对老年夫妇主动提议将他们之前种的橘树用于社区花园的建设，并对橘园的营造从策划到植物移植、养护等多方面提供支持与协助。
随着社区更新工作的持续开展、“15分钟社区生活圈”理念的深入人心，沪东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对社区美好生活空间的追求也逐步上升到具有自觉意识的共建共治共享，这是也是“沪东实验”中最令人欣喜与最重要的华彩。
设计团队成员：孙轶家、周密、马丽、吉文山、易洋帆、蔡颖、刘习文、敬波、纪慧敏、姚维彦、赵非齐、巩红蕾、计雨薇、马乔、卓杰、陈露、赵广叶、许亮、沈沉
[1] “向东暖亭”详细信息见VIA维亚景观以“暖亭：黄浦江畔的社区之家”为题发表在“有方空间”“谷德设计网”“archdaily”等媒体，获得2023“上海建筑学会第十届建筑创作奖”优秀奖（一等）、2023年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优秀案例。
[2]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建筑模式语言：城镇·建筑·构造》中认为：“当户外空间有明显而固定的形状时，当他的形状同周围建筑物的形状同样重要时，这样的户外空间是‘正空间’。……‘正空间’是部分围合的，至少它的面积看来是有界线] 芦原义信（Yoshinobu Ashihara）在《街道的美学》中认为：“用‘阴角’空间可以创造出一种把人拥抱在里面的温暖、完整的城市空间”。
[4] [丹麦]扬·盖尔. 何人可 译.交往与空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165.
[5] [日]芦原义信. [日]伊藤增辉 译.隐藏的秩序.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95.
[6] 克里斯蒂安·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在其著作《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中认为：“场所精神是由区位、空间形态和具有特性的明晰性明显地表现出来”。
[7] [美]凯文·林奇. 方益萍,何晓军 译.城市意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48.
[8] 张帆,葛岩.治理视角下城市更新相关主体的角色转变探讨——以上海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9(5):57-61.
[9] 安斯汀（Arnstein. S.R）在其于《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所发表文章《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中提出公众参与“梯子理论”，并依据公众所获决策权的大小分为3类8级，分别是：梯子下端的“非参与”（包含“操纵、治疗”2级）、梯子中段的“形式性参与“（包含“告知、咨询、安抚”3级）、梯子上段的“实质性参与”（包含“公私合作、权力委任、市民控制”3级）。
